肖像权律师函的边界：从一起医疗美容广告侵权案看律师函的“可为与不可为”

肖像权纠纷是律师函高频出没的领域，尤其在医疗美容、健康营销行业，一张未经授权的人脸照片，往往就能引出一封措辞严厉的律师函啊。但律师函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，边界又在哪里，实践中争议不断。近三年，法律圈围绕“律师函是否构成侵权”“律师函失实如何担责”“肖像权商业化利用的赔偿标准”等问题的讨论明显增多，医疗损害与医疗美容领域的肖像权争议格外集中。本文结合一起由知名律所代理的医疗美容广告肖像权案，梳理律师函在肖像权维权中的实务要点，供企业法务与同行参考。

【案例叙述】

2023年，某知名医疗美容机构在其官方公众号及线下宣传物料中，使用了一位女性患者的术前术后对比照片，配以“焕颜新生”等宣传语。该患者曾在数年前于该机构接受诊疗，双方签有包含“诊疗影像资料可用于学术交流”字样的知情同意书，但并未明确授权用于商业广告。患者发现后，委托律师向该机构发送律师函，要求立即停止使用、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五十万元。

该机构收到律师函后并未立即撤下物料，而是委托另一家律所回函，主张其使用行为已获患者同意，且照片经过技术处理、面部特征不完整，不构成肖像权侵权。双方函件往来数轮，争执不下，患者遂提起诉讼。一审法院审理认为，知情同意书中的授权范围限于“学术交流”，不能当然扩张解释为商业广告使用；机构将患者照片用于盈利性宣传，超出了授权范围，构成对肖像权的侵害。关于赔偿数额，法院综合考虑机构的经营规模、广告投放范围、侵权持续时间以及患者作为普通人的肖像商业化价值有限等因素，判令机构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八万元，并在其公众号刊登致歉声明。机构不服提起上诉，二审维持原判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该案中律师函的发送并未阻止侵权行为的持续，但函件成为法院认定“权利人已明确主张权利”、进而计算侵权持续时间的重要依据。同时，机构回函中“已获同意”的抗辩因缺乏证据支撑，反而削弱了其在诉讼中的诚信形象。

【法律分析】

肖像权的核心在于对自然人面部等外部形象的控制与利用。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条明确，未经肖像权人同意，不得制作、使用、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本案的关键争议在于“同意”的范围。知情同意书通常针对诊疗目的设计，其授权边界应结合签署场景、文本表述和合理预期进行限缩解释。将学术交流授权扩张至商业广告，既不符合文义，也违背患者签署时的合理信赖。这一点在医疗美容行业格外敏感——患者同意拍摄影像，往往基于诊疗需要，而非为机构免费代言。

律师函在此类纠纷中的功能，开头说是固定权利主张的时间节点，其次是促成诉前和解。但律师函本身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，其效力取决于的准确性与合法性。若函件中捏造事实、使用侮辱性言辞，或超出合理维权范围进行威胁，可能构成对对方名誉权或商业信誉的侵害。实务中，律师函应做到事实陈述有据、法律依据明确、诉求具体合理，避免情绪化表达。

关于赔偿标准，司法实践逐渐形成共识：普通人的肖像商业化价值有限，赔偿数额不宜过高，重点在于制止侵权与合理补偿。本案八万元的判赔，既体现了对侵权行为的否定评价，也避免了肖像权沦为“碰瓷”工具。对于医疗美容机构而言，合规使用患者影像，应在知情同意书中单独列明商业用途授权条款，并保留授权证据，方能有效防范风险。

【行业启示】

医疗美容与健康营销行业是肖像权侵权的高发区，律师函的频繁使用折射出行业对合规的迫切需求。对企业而言，收到律师函后应第一时间核查授权文件、评估侵权风险，而非简单回函否认或置之不理。拖延处理往往导致侵权持续时间延长、赔偿数额增加。对律师同行而言，律师函是维权工具而非目的，函件应经得起诉讼检验，避免因不当表述引发次生纠纷。肖像权保护与商业表达之间需要精细平衡，律师函的“可为与不可为”，本质上是对权利边界与执业规范的共同遵守。